关于鉴定祖国文物，我一向不敢执笔为文，盖出发于爱护祖国文物立场，除公认伪迹者外，对传世文物，素持谨慎将事之态度。当然应各抒己见，百家争鸣，多所启发，但因各人之性情不同，又囿于才识之晾，只好多学少说。

顷读《文物》1978年第11期傅熹年同志《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》一文，广列佐证，洋洋大观。然我仍有不同意见不能已于言者，惜以年老体衰，未能罗列文献资料，只可简略言之。

一、幞头在一时代之中，冠中有多种样式，视其人之身份而异，例如后汉郭林宗折角巾，人多效之，此当为文人巾之一种，当然还有其他样式之巾。墓俑多为武士仆隶，即为官吏，属大型塑像，亦等于人物画，冠服衣带俱备。《游春图》之人物，则属于山水画之人物，只是点写，著录中亦云人马如豆，不能专画冠服，以幞头断为非隋画，我还存疑壁画有墙壁、绢素，与工匠画、文人画之不同，姑不具论。

二、建筑在一时代之中，江河流域，东西南北，各有不同形式之建筑，城市与农乡与山林，亦有不同。余河南旧居楼一栋，居已四世。余曾到山西，尚存有明代及清初不少的建筑，与余旧居楼之形式完全不同。《游春图》之地区, 是在江南，还是在中原，疑莫能决，且又非山水界画，以描绘完整壁画之建筑，来作仅盈寸之建筑比拟，以为画非隋画之佐证，仍可存疑。

三、《江帆楼阁图》与《游春图》同出于晚唐底本而传摹复制的，这个底本的原本是否为隋画，按传摹复制应当传真逼似，何必要掺入后代画法形象又晋至六朝作画时，当横几席地，所画必系卷子，晚唐已有坐具，所画方有直幅又证明《江帆楼阁图》是四扇屏风的最末一幅，在晚唐是否有四扇屏风，亦是疑问。余曾见黄庭坚四扇屏风草书、岳飞对联，此伪品不待考证。《游春图》简单质朴，是画之发展尚未成就时期，《江帆楼阁图》华丽繁复，是画之发展已将成就时期，只能说展子虔向李思训发展，不能说李思训向展子虔发展，先后倒置，以《江帆楼阁画》来作《游春图》非隋画之佐证，似亦可商。

四、历代宫廷所收古代之画，当然有伪迹，如清乾隆时曾经过鉴定，《石渠宝笈》有“上上” 、“ 上” 、“ 中” 等级。溥仪携走之书画，在未出宫前，亦经袁励准等人鉴定，真精者钤“宣统精鉴”玺。宋赵佶宣和书谱画谱中之品，是经过赵估及其从之臣的鉴定，其情况今日不得而知。

五、在画前赵佶题“ 展子虔游春图” 六字, 不著朝代。从《大观录》记载看， 唐五代以前之画，如阎立本《职贡图》、王维《雪霁捕渔图》、王齐翰《勘书图》, 赵佶题签皆不著朝代，是否皆为传摹复制之画，对照研究，始能得出论断。

六、我们鉴定年代较远的古书画，只有依凭前人，因为他们年代近，见者多，例如周密比文嘉等人要早三百年左右，其意见比文嘉、詹景凤等更有份量，更值得我们认真考虑。而赵佶比周密又要早二百年左右，他的份量也值得我们认真考虑，而且他又是画家。

七、我们鉴定明、清画的真伪，比较有把握。由初明永乐至今，约五百七十多年，由赵佶至初唐贞观，约五百年，是否赵佶鉴定隋唐画的真伪就毫无把握如画为北宋中期所摹，距赵佶不过六七十年，等于我们鉴定清同、光时之画，更易辨识。如为宣和画院所摹，即在当时，金章宗题赵佶画《天水摹貌国夫人游春图》、《天水摹张萱捣练图》宜和画院摹本，是否应有臣某敬摹进呈款，这里赵佶不书摹字，而径书展子虔《游春图》，亦难解释。

以上余简略之言，不敢断定图非隋画，或必为隋画，只对傅同志之文，表示存疑而已。但是我以多年来过爱文物，除公认为伪迹者外，对传世文物之鉴别，素以慎重为旨，尚希傅同志谅之。以吾国历史之久，文化之先，而隋以前之画，竟无一件传世,亦良可慨叹。

文物局原有鉴定委员会组织，古代书画经审定收购后，归库保存，审定者即无所事事。我建议文物局恢复此组织，邀多数人参加，集体讨论研究争议，确定占代书画真伪，以及存疑之品，不以一人之言为断，俾使后之鉴定研究者有轨迹可循，未知当否。

原题《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一点浅见》，《文物》1979年第5期